广悦专业研究丨智能创作时代的知产裁判新规——最高法涉人工智能纠纷《意见》知识产权条款解读

《意见》第12条开宗明义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害他人著作权的，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服务类型、行业特点、训练数据来源、各方参与度、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，依法合理认定人工智能开发者、提供者、使用者的责任。这一规定具有双重意义：一方面明确“AI生成”不是免责挡箭牌，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并不能免除相关主体责任；另一方面拒绝“一刀切”式责任分配，确立“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、注意义务相匹配”的裁判逻辑，要求根据各方主体在生成链条中的实际角色、技术控制能力与注意义务水平合理划分责任。

针对技术复杂、运行不透明带来的举证难题，《意见》设计了分层递进的举证规则。其一，权利人主张人工智能服务开发者或者提供者侵害其著作权的，应当就侵权内容系由该人工智能生成、与权利作品构成实质相似等初步事实举证。其二，开发者提出不侵权抗辩的，应当就训练数据来源、训练过程、运行模式等事实举证，必要时还应提供科学理论依据佐证。这一“举证责任向技术控制方倾斜”的安排，回应了“黑箱”造成的证据偏在问题：关键证据为开发者独占，权利人难以获取，让掌握技术的开发者对自身抗辩承担说明义务，符合公平原则。其三，使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在先作品存在，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与在先作品实质相似的作品且无合理抗辩理由的，应当认定构成侵权。这实质上是将“接触＋实质性相似”的判断逻辑延伸至AI场景：明知在先作品仍指令生成实质相似内容、又无合理使用等免责事由的，难逃侵权责任。

《意见》第12条同时明确，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侵权假冒、虚假宣传、刷量刷单等行为，侵害他人权利或者构成不正当竞争的，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答记者问进一步指出，经营者利用AI生成的图文、视频、虚拟人物形象虚构流量和好评，甚至以AI换脸虚构科普视频进行虚假宣传，应认定为仿冒侵权、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。这为AI营销与AI内容生产领域的商业乱象划定了竞争法红线。

《意见》起草论证过程中，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，以及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训练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定性问题，因意见分歧较大、认识有待深化，暂不作规定。这种留白并非回避问题，而是司法审慎的体现。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已提出探索建立人工智能生成物权利归属和开发者、经营者、使用者权责认定规则，国务院相关规划亦强调完善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版权制度。对实务界而言，这两个问题仍是观察后续裁判动向的最大变量，相关合同与合规安排应当为规则变化预留调整空间。

开源是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重要生态。针对涉开源软件相关方的法律责任，《意见》第13条确立了“综合考量、适当豁免”的裁判思路：认定开源软件开发者、提供者及后续开发者、提供者的侵权责任，应当综合考量开源许可协议类型、权利限制、安全合规举措和信息披露程度等因素，依法给予适当责任豁免；以免费开源方式提供涉AI软件研发所需的部分代码模块，并公开说明其功能和安全风险的，他人使用该代码模块导致侵权，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不承担侵权责任。

这一规定为代码贡献者提供了稳定预期，避免下游使用引发的侵权责任无限溯及上游，鼓励更多主体参与开源共建。当然，“适当豁免”并非绝对免责——协议类型、权利限制与合规举措仍是综合考量因素，开源主体的信息披露义务随之加重，“以开源之名”规避责任的路径并不存在。

涉人工智能发明创造的专利授权确权，《意见》第14条从三个层面作出规定。

第一，关于可专利性。采用遵循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，解决了技术问题，实现了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效果的涉AI发明创造，应当依法认定为专利法所保护的客体；但违反法律、社会公德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自然人没有实质贡献的除外。这使客体判断回归“技术性”这一专利法基本原理，AI辅助完成的发明创造并不当然被排除在专利保护之外。

第二，关于发明人认定。自然人使用人工智能完成的发明创造，该自然人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了创造性贡献的，应当认定该自然人为发明人。这回应了“人工智能能否作为发明人”的争议：在我国现行专利法框架下，发明人必须是自然人，人工智能只是工具，判断重心在于“人的创造性贡献”。

第三，关于公开充分。涉AI专利说明书对技术方案的表述，达到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该发明的程度的，应当认定符合公开充分的授权条件。人工智能技术具有黑箱属性，涉AI专利撰写面临“可再现性”难题，该规定重申以“能够实现”为基准，对申请文件撰写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《意见》第15条要求，人民法院审理涉人工智能技术开发、转让、许可、咨询、服务合同纠纷，应当根据合同约定，充分考量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特点、技术开发方是否尽到合理努力等情形，依法认定违约责任。

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具有高度的探索性与不确定性，“技术开发未达预期是否等于违约”是实务中的常见争点。该条确立的“合理努力”审查标准，与《民法典》关于技术开发合同风险负担的规定相衔接，体现了对研发规律的尊重：开发方按约尽到合理努力，因技术障碍未能实现预定目标，不宜简单以结果论认定违约。这也提示交易双方，涉AI技术合同中明确研发目标、里程碑、验收标准与风险分配条款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。

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产业的“燃料”，第16条为其构建了多层次的保护框架。

首先，确认数据权益的取得方式。人工智能开发者通过采集生成、衍生创造、受让取得、授权许可等方式合法获取数据并享有相应数据权益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，为合规获取训练数据提供正向激励。

其次，区分数据形态适用不同法律保护。对于构成汇编作品或者符合其他作品构成要件的数据、数据集合，依照著作权法予以保护；对于构成商业秘密的，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保护；对于不构成商业秘密的数据、数据集合，被诉侵权行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三条规定的，依法承担责任。²2025年修订的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十三条第三款即明确禁止以欺诈、胁迫、避开或者破坏技术管理措施等不正当方式，获取、使用其他经营者合法持有的数据。《意见》将其引入人工智能数据纠纷裁判，使未达商业秘密保护标准的数据集合亦获得竞争法层面的保护通道。

再次，强调数据与算法的竞争规制。经营者利用数据、算法等技术手段达成垄断协议或者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为的，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最后，关注人工智能运行安全。采取虚构干扰数据、恶意标注数据、对抗样本攻击等技术手段，损害人工智能运行安全的，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这一规定将“数据投毒”“对抗攻击”等新型数据滥用行为纳入责任范围，具有技术前瞻性。

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的专业性与技术性尤为突出，《意见》第四部分虽属程序规则，但对知识产权诉讼实务影响直接。

其一，关于AI生成内容的证据效力。当事人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为侵权证据的，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量提示词的设计及其对生成结果的影响、生成内容与主张权利作品的相似程度、重复测试的一致性，以及模型训练、算法设计、生成内容过滤机制等因素予以认定。这意味着权利人举证不再局限于生成结果截图，提示词记录、生成日志、重复测试结果等将构成证据链的关键环节。

其二，关于AI辅助诉讼的诚信义务。诉讼参与人提交的诉讼文书、案例检索报告等材料如系使用人工智能生成，应当在提交法庭前认真核实相关法律、司法解释、案例等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，并如实说明。对律师而言，AI辅助生成的检索报告与法律文书同样负有核实义务，“AI幻觉”不能成为免责理由。

综观《意见》知识产权条款，其核心逻辑可以概括为三个平衡：在责任分配上，平衡技术控制能力与注意义务；在权利保护上，平衡创作者权益与技术创新，以审慎留白换取共识空间；在规则体系上，统筹著作权、竞争法、专利法、合同法与数据规则的衔接适用，构建全链条保护。

对人工智能产业而言，《意见》释放的信号清晰：合法利用数据、充分披露风险、审慎管理生成内容，是行稳致远的前提。对法律实务而言，围绕训练数据合规、生成内容权属、开源协议设计、涉AI专利布局与技术合同风险分配的专业服务需求，将随裁判规则落地而持续增长。规则的边界仍在动态演进，但“以人为本、智能向善”的方向已经锚定。

作者丨余裕武

编辑丨吴宝渲

审核丨温夏莹

审定丨品牌宣传与市场拓展委